论曹操赤壁之败非天意实为人谋之失

　　建安十三年冬，长江赤壁江面，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水战在此展开。曹操挟平定北方之余威，率二十余万大军南下，却在此遭遇了生平最惨痛的失败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多将这场败绩归咎于“东风不与周郎便”的天意，或简单地归结为曹军不习水战的客观劣势。然细察史料，曹操之败，实非天意，而是其在战略决策、用人择将、时机把握等一系列人为因素上的重大失误所致。这是一场典型的“人谋之失”导致的败局。

　　曹操在南下之前，其战略判断便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。建安十三年七月，曹操率军南征荆州，八月刘表病卒，其子刘琮不战而降。此时曹操几乎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荆州，其麾下谋士贾诩曾建议“明公昔破袁氏，今收汉南，威名远著，军势既大；若乘旧楚之饶，以飨吏士，抚安百姓，使安土乐业，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。”贾诩之策，乃是以荆州为根基，先稳固新附之地，再图江东。然而曹操此时已被连续的胜利冲昏头脑，他拒绝了这一稳扎稳打的战略，执意乘胜顺江东下。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，使他忽略了战争的持久性与复杂性。曹操在给孙权的战书中写道“今治水军八十万众，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”，此语虽有夸张恫吓之意，却也暴露出他对自己军事实力的过度自信。这种战略上的冒进，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用人失察是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另一致命失误。曹操南下时，其水军主要由新降的荆州将领蔡瑁、张允统领。蔡、张二人虽久居荆州，熟悉水战，但毕竟是新附之将，其忠诚度与战斗意志均难以保证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曹操将水军指挥权完全交予二人，而未派自己嫡系将领加以制衡。当周瑜用反间计使曹操误杀蔡、张二人后，曹军水军便陷入了指挥混乱的境地。曹操此时不得不将水军交由不习水战的嫡系将领统领，这直接导致了后来“铁索连船”的无奈之举。反观东吴方面，周瑜、程普、鲁肃等将领各司其职，孙权更是“拔刀斫前奏案”，以示决心，君臣上下同心，用人得当，此乃胜负之关键。

　　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时机选择同样值得商榷。建安十三年冬，曹军从北方远道而来，水土不服，军中疫病流行。三国志·武帝纪明确记载“公至赤壁，与备战，不利。于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军还。”疫病对曹军战斗力的削弱是显而易见的。然而曹操并未因疫病而暂缓进军，反而急于求战。他或许认为，趁孙刘联盟尚未稳固之际迅速决战，可以一举定乾坤。但这种无视客观条件的急躁，恰恰是兵家大忌。若曹操能退守襄阳、江陵等地，待来年春天疫病消退、新附之地稳定后再图东进，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。相比之下，孙权、刘备联军则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迎战——曹军疲惫、疫病流行、不习水战之时。这种时机把握上的差距，正是人为因素的重要体现。

　　在具体战术层面，曹操“铁索连船”的决策更是典型的“人谋之失”。将战船首尾相连，固然可以解决北方士兵晕船的问题，但同时也使舰队失去了机动性，一旦遭遇火攻，便无处可逃。曹操帐下并非无人看出这一弊端。三国志·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，黄盖诈降时，曹操部下曾有建议防范火攻者，但曹操未能采纳。他过分相信了黄盖的投降诚意，也过分相信了自己对局势的掌控能力。这种因自信而导致的疏忽，使火攻之计得以成功。若曹操能在连船的同时，保留部分机动战船，或在陆上大营与水上舰队之间建立有效的呼应机制，即便遭遇火攻，也不至于一败涂地。这些战术细节上的疏忽，同样是人为决策的失误。

　　赤壁之战后，曹操在给孙权的信中写道“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。”此语虽是为自己开脱，却也道出了部分实情——疫病确实削弱了曹军。但若将失败完全归咎于疫病，则未免过于简单。事实上，正是在战略判断、用人择将、时机选择、战术布置等一系列人为因素上的失误，才使疫病这一客观因素被无限放大，最终导致惨败。正如孙子兵法所言“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。”曹操在赤壁之战中，恰恰未能“求之于势”，而是“责之于天”，这正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赤壁之战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。天意从来高难问，但人谋却是可以把握的。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弱胜强，靠的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与灵活用人；而在赤壁之战中，他从优势变为劣势，也恰恰是因为在人为因素上的种种失误。历史从不缺乏偶然性，但偶然之中往往蕴含着必然。赤壁之火，烧掉的不仅是曹军的战船，更照亮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在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，人谋往往比天意更为重要。曹操之败，非天意也，乃人谋之失也。这一教训，值得后世每一位决策者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