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关羽失荆州非因骄矜实为孤势

　　建安二十四年冬，荆州江陵城头易帜，一代名将关羽父子殒命临沮。千载以降，论者多以“骄矜失荆州”四字盖棺定论，仿佛关云长若肯放低身段联姻孙权、若肯多留后兵守备江陵，则荆襄九郡可保无虞。此说看似直指要害，实则将一场牵动三方战略全局的复杂博弈，简化为个人性格的道德判词。细绎史传，参核地理、军势、外交之实，可知关羽之败，非因骄矜，实为孤势——其孤在战略协同之断裂，其孤在后方根基之虚浮，其孤在对手谋划之精密，三者交攻，纵使云长谦冲如蔺相如，亦难逃覆军之祸。

　　先论战略协同之断裂。建安二十四年五月，刘备方得汉中，七月自称汉中王，关羽八月始北攻襄樊。此中时间差耐人寻味汉中大战历时近两年，益州“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”，至曹操退军时，蜀中已疲敝至极。关羽此时北伐，实为呼应汉中胜势、牵制曹军东线之战略策应，而非孤注一掷的灭魏之战。然荆州与益州山川阻隔，通讯往返动辄旬月，关羽攻樊城时，刘备既不能遣一兵一卒出秦川以分曹魏之势，亦不能遣使协调孙吴之策。更致命者，上庸刘封、孟达据东三郡，距樊城仅数百里，关羽连呼“发兵自助”，二人竟以“山郡初附，未可动摇”为辞拒之。此非关羽调度无方，实乃蜀汉政权跨有荆益后未能建立有效战区协同机制之弊。试想若刘备早遣一上将镇守上庸与关羽形成犄角，或设都督府统筹荆益军务，何至于前线孤军搏战而后方漠然？故关羽之孤，乃制度之孤。

　　再论后方根基之虚浮。世人多咎关羽抽调江陵守军北上，致吕蒙白衣渡江。然考江陵防务，本非关羽嫡系可恃。赤壁战后刘备取荆南四郡，又向孙权借南郡，荆州内部派系纷杂有刘备元从如糜芳，有荆州旧族如潘濬，有降将如傅士仁。关羽以“董督荆州事”身份镇之，然其战略重心始终在襄阳前线，江陵后方实赖糜芳、傅士仁等守备。此二人一为刘备妻弟，一为幽州旧部，竟因“供给军资不悉相救”畏罪而降，可见蜀汉对荆州新附地之整合远未稳固。更可叹者，吕蒙袭取江陵后“尽得羽及将士家属”，关羽军卒闻家眷无恙反受厚待，遂无战心——此正暴露关羽所部多为荆州本地兵士，乡土观念浓重，与益州主力迥异。若后方有诸葛亮式人物镇抚民心、有赵云式将领统率预备队，何至一夕瓦解？故关羽之孤，乃根基之孤。

　　三论对手谋划之精密。吕蒙称病回建业、陆逊代守陆口而“书词卑谨”，此乃孙吴集团精心设计之战略欺骗。孙权不惜向曹操称臣、劝进称帝，换取曹军在东线牵制关羽；吕蒙袭取江陵后“抚慰将士家属，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”，又遣使招降武陵、零陵诸郡；陆逊直取宜都，堵死关羽入川退路。此三路并进、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之布局，实为孙吴立国以来最周密之战役策划。反观关羽，北有徐晃、曹仁增援，南有吕蒙暗渡，西有刘封孟达拒援，东有陆逊封锁峡口——其身处四战之地而无一方向可获策应。即便关羽肯以联姻结好孙权，以孙权“图羽”之志早定（建安二十二年鲁肃卒后，吕蒙即主张“取羽全据长江”），岂一桩儿女婚事可消弭？故关羽之孤，乃大势之孤。

　　综而论之关羽北伐，实为蜀汉政权在汉中大胜后乘势扩张之战略冒险，然冒险而无协同，进取而无根基，遂使荆州军团成为悬于长江中游的一支孤军。其败也，非羽之骄，乃刘备集团未能将跨有荆益之地理优势转化为制度化的战区协同；非羽之矜，乃蜀汉对荆州新附地之整合尚浅；非羽之疏，乃孙吴集团蓄谋已久、算无遗策。后人读史，当哀关羽之孤，更当思孤势之所以成——若只以“骄矜”二字诿过一人，则两千载兴亡得失，皆成空谈矣。